小时候读《说岳全传》，鄙夷张邦昌为人。
后来读点史书，才发现小说不是史实，张邦昌不是汉奸，更不是篡逆，在那个环境下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
1，
《宋史》将张邦昌列入《叛臣传》，但这一定性更多是南宋政治叙事的结果，而非对其行为的公允评判。
结合史实来看，他的“称帝”确属被胁迫的权宜之举，且事后主动还政，最终却被赐死，委实冤枉。
2，
靖康二年，金军攻破汴京，虏走徽钦二帝，有意“以汉治汉”，胁迫宋臣推举傀儡。
当这个倒霉差事落到张邦昌头上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坚决拒绝，“或以脑触柱，或以首投地”，绝食数日，试图自尽。
最终金人以屠城相威胁，迫使他接受。
《宋史》明确记载，有人劝他：“相公不前死城外，今欲涂炭一城耶？”
所以，张邦昌接受金人册立天子，是为了保护汴京一城性命，不是投敌，亦非纂逆。
3，
张邦昌在位的三十三天里，不坐正殿，不受群臣朝拜，见百官时自称“予”而非“朕”，下达的命令称“手书”而非“圣旨”。
他还在大内宫门上贴了“臣张邦昌谨封”的封条。
也就是说，他从来没有以皇帝自居，而是定位为赵宋江山的临时看守人。
4，
金军一撤，张邦昌立刻做了三件事：
迎元祐皇后（哲宗废后）垂帘听政、派人寻找康王赵构、献出大宋受命宝（玉玺）。
他见到赵构时“伏地恸哭请死”，主动请求治罪。
赵构起初并未怪罪，相反还认为他看守有功，封为太保、同安郡王。
5，
张邦昌最终被赐死，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一方面是来自李纲宗泽等抗金派给予赵构的压力，另一方面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赵构皇位合法性的尴尬——毕竟走过群臣拥戴与金人册封的程序。
于是张邦昌以“秽乱宫廷”（传看守汴京期间与徽宗妃嫔李氏发生不正当关系）的罪名被法办。
谁都明白，这只是一个借口。
综合来看，张邦昌既无篡逆之心，亦无卖国之实。
他在绝境中选择了保全一城生灵，事后又主动归还政权，于民于国于朝廷都是有功劳的。
最终却死于政治清洗，还背上千古骂名，岂不悲夫！
《宋史》将其打入《叛臣传》，更多是出于“扶纲常、遏乱略”的修史立场，绝不是一个客观公允的裁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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